从那天起,周砚川再也没有来过我的店。
但我知道他没有离开这个小镇。
他租了街角的一间破旧民房。
每天我开门营业的时候,总能感觉到远处有一道目光在注视着我。
他不敢靠近,只敢在几十米外的地方,像个幽灵一样守着。
下雨的时候,他就站在屋檐下。
出太阳的时候,他就躲在树荫里。
镇上的人都以为他是个疯子,没人愿意搭理他。
我也没有再理会过他。
他愿意站,就让他站着。
冬天快要来的时候,我把店面转让给了一个外地来的女孩。
我的身体虽然在慢慢恢复,但南方的湿冷依然让我的关节隐隐作痛。
这种痛感很微弱,但我能真切地感觉到。
这是我活着的证明。
我决定搬去更暖和的地方,比如大理,或者海南。
离开的那天早上,我提着那个不大不小的行李箱,走向镇上的汽车站。
刚走出街道,我就听到了身后凌乱的脚步声。
周砚川跟在后面。
他跑得很急,右手的绷带已经拆了,但那只手呈现出一种僵硬的姿态,无力地垂在身侧。
“知知!”
他在后面喊我,声音里带着绝望的哭腔。
我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
一辆大巴车停在站台前。
我走上车,把行李放好,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周砚川追到了车门外。
他用左手拍打着车门,试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