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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你心里一直强行搭建的一座名为“母亲”的摇摇欲坠的危楼,在这一刻,轰然倒塌,连废墟都被风吹得一干二净。
我的眼泪流干了。
我看着天花板,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消毒水味道的空气,眼神一点点变得死寂,又一点点重新燃起一种冷酷的火焰。
“草!”
林巧巧在旁边哭得直骂脏话,
“这他妈还是人吗?!半夏,你别怕,我这里还有一千五,我马上给辅导员打电话,我们在班级群里给你筹!”
陈医生在旁边目睹了全程。
他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此刻气得眼圈发红,把病历本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这叫什么当妈的!什么狗屁红尘定数!同学,你别放弃,我马上联系医院的医务科,先给你申请走特困紧急救助通道,手术我先给你做!天塌下来,医院顶着!”
那一夜,是陈医生的悲悯,是学校的绿色通道,是林巧巧和同学们五十、一百凑出来的几千块钱,硬生生把我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沈玉兰没有给我一条生路。
是这个俗世的“凡人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出院的那天,北京放晴了。
我站在医院的大门口,把原本那张旧手机卡抠出来,当着林巧巧的面,掰成两半,扔进了垃圾桶。
从那一天起,苏半夏没有妈妈了。
在我的心理认知里,沈玉兰在那场车祸中,跟我爸一起死了。
人在经历过生死的绝境后,要么彻底沉沦,要么浴火重生。
我属于后者。
胃病还没彻底养好,我就重新开始了疯狂的内卷。
但这一次,我不再满足于发传单和做家教这种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兼职。
我拼命学习专业知识,疯狂拓展人脉。
大二那年,我厚着脸皮去旁听了计算机系的每一堂核心课程,自学了编程和数据分析。
大三的时候,我敏锐地抓住了当时刚刚兴起的校园o2o互联网风口,用自己攒下的几万块钱,跟经管系的一位学长合伙搞了个校园跑腿代办加二手交易的综合平台。
那一年,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谈合作、拉赞助、写代码、做地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