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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再提拔不起来我就没机会了（第3页）

常晓波五十多岁，是副部长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他早先在人事局被提起来当副局长时，才32岁，是当时全市最年轻的县处级干部之一。38岁时到组织部当了副部长，晋升反而慢了下来。虽然后来兼任了机关工委书记，级别升成了正县级，但在副部长岗位上竟然干了十几年，陪过的部长也有四五位了。部里几次都想将他放出去，在市直部门当个一把手，但每次上常委会，都有领导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市委组织部部长往往都是由省上下派而来，新来的部长总是一时难以熟悉本地的情况，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助手辅佐，而常晓波对全市干部的情况最熟悉，处事比较公正，工作能力也强，这样他便一直留在了部里。余石正好是三年前从省委办公厅处长岗位上下派任职的，虽然他是组织部的一把手，但在具体业务上十分依赖这位副手，一些大事或非常棘手的事，都安排给他去办。常晓波也当仁不让，几乎每件事都办得无可挑剔。

余石给常晓波扔过去一支烟，自己也点着了一支。他狠狠地吸了一口，吐出浓浓的一片白雾，若有所思地说：“是啊，行政部门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这样想的：既然进了党政机关，就得想方设法弄个一官半职，否则图啥呢！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也不怪他们，是世风如此啊！”

的确，吃官场饭的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被提拔重用，一般干部希望被提拔为乡科级，乡科级干部盼着升到县处级，县处级干部琢磨着如何才能熬成厅局级。干部的待遇是随着职务往上走的，职务越高也就意味着待遇越高，不愿被提拔的人可能还没有，即使有也会被大家认为不正常。高城市市级领导都是厅局级，所有岗位加起来也就二三十个，只有极少的人最后才能到达这个层次。属于市委组织部这一层研究、提拔和管理的干部，级别都是县处级，因而市直单位的大多数干部，特别是已经成为正科级的干部，晋升的主要目标便都定在县处级岗位上。

两位部长正闲聊着，干部科长史毅敲门进来汇报说：“刚才省委组织部干部处来电话，说咱们市县处级领导班子成员中，40岁以下的年轻干部所占的比例，和其他地州市相比仍然偏小，要咱们想办法再增一下。”

常晓波皱着眉头咕哝着：“40岁以下的干部比例都占到29％了，还嫌小。再增，就要把40岁以上的干部都打发回家，干脆直接提拔一批应届大学毕业生得了！”

“一讲年轻化，其他几化就搁到一边不管，变成青年化了。”余石感叹着，沉思了片刻，转过脸对史毅说：“这样吧，把全市55岁以上的领导干部，按人头重新清理一遍，看能不能通过任调研员之类的非领导职务，再腾一批县处级干部的位子出来，安排年轻点的人上去。”

史毅刚要转身离开，余石又示意他等一等：“给巩部长和其他几位部长都通知一下，明天下午开办公会，商议干部的事。”

巩部长就是巩作仁，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任着市人事局局长，平常在人事局主持工作，只有开会时才过这边来。史毅答应了一声，带上门出去了。

常晓波望着史毅的背影消失，转过头来说：“现在一说起选拔干部，就只剩下一个年轻化了，把其他几化都冲击了。县处级班子干部要以40岁左右为主，特别强调其中要有一批35岁左右的年轻干部，而且还要求三分之一的班子，至少都有一名女领导干部。这样机械地算年龄、卡比例，后遗症实在不小，惹得一些人一到年龄，就闹着要把他提起来。否则年龄一过，政治生命就算结束了，这样搞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吗？”

“是啊，年轻化肯定是对的，但是青年化就不一定对了，至少是有片面性的。这样固然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观念，但是唯年龄是举，造成的不良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余石若有所思地说。

余石对常晓波提出的问题有同感。虽然两个人作为搭档搞了好几年组织工作，但是一块儿讨论这种问题的时间并不多。他饶有兴致地说：“现在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好多地方配备领导班子，在年龄规定上搞绝对化，认为年龄切得越小，就越是认真贯彻了干部年轻化的方针。有的地方不论干部精力多么旺盛，身体多么强壮，经验多么丰富，配备班子时统统切到一定年龄，恰巧在年龄范围内的算你运气好，超过年龄的只有自认倒霉。这样做的结果是，领导班子成员年轻倒是普遍年轻了，但是搞得干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谈年龄色变，一旦觉得自己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奔头时，便难免产生消极悲观情绪，丧失上进心，工作上得过且过，虚度年日，伸长脖子只等一刀切掉。这种状况对干部队伍建设产生的副作用不容小视……”。

常晓波说：“在年龄上搞‘一刀切’的结果，只是提拔了少数年纪较轻的人，而打击了大多数干部的积极性。时下，所谓“39岁现象”，已经暴露出这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我曾经算过这样一笔细账：一个大学生到基层单位工作，至少需要4至5年升为副科，3年转正科，再3年转副县级，这一个流程下来，最顺当的也得10至12年时间。我算来算去，咱们高城市上这些年，能够真正踏上这个步子得到顺利提拔的年轻干部，只有柳得志几个极为特殊的人，大多数都赶不上这个节奏。基层干部提拔，几年一个坎，任何一个环节跟不上，就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一些干部常常采取倒推法，推算自己是否还有戏，没戏的只好等着靠边站了。”

常晓波所说的柳得志，算是高城市乃至全省政界出现的一颗明星。余石刚来高城市当部长时就听说过，柳得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团市委工作，干了8年就从一般干部升到了团市委副书记，之后是团市委书记，再后来到石堡县当县长，不到两年又当了书记。去年柳得志38岁时，被提拔到古塬市当了副市长。柳得志可以说是高城市官场中少见的一匹黑马，用了15年多一点时间就成了高干，现在是全省最年轻的副厅级领导干部之一。

余石说：“应该说，用人主要是用人的德与才，而不是单纯地用年龄，年龄是选拔任用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但不是首要的和唯一的标准。干部‘四化’方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全面兼顾，综合考虑，不应该单纯地、片面地强调哪一个，而忽视其余。现在这方面的偏差太大了，全市280多个乡镇，如今党政一把手的年龄，好像没有超过45岁的，听说一过40岁，都会闹着调回县直部门，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啊！”

常晓波说：“从人一生的成长过程来看，一个人生命的黄金季节，应该在35至55岁之间。以35岁为界，大体上可划分为培养与使用前后两个阶段。35岁以下干部可重培养锻炼，使其丰富阅历和积累经验；35至55岁可重选拔使用，不应简单地轻视年龄稍大的，而一味提拔年龄较小的。现在强调提35岁的干部，年轻倒是年轻，但是很难说就十分成熟，至少他的工作经历和实际经验是很不够的。”

余石说：“干什么事都要遵循客观规律，这一条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育成长也有其自然规律，不是任何人为因素所能左右的，不能过分死卡强求。虽然说自古英雄出少年，但是也应该看到不少栋梁之材大器晚成啊！比如说，时下风行的历史人物曾国藩、左宗棠等等，都是在老年建功立业的，如果那时也像现在这么搞年轻化，哪里还有他们施展身手的机会！再说，人才的成长需要在实践中完成，对人才的发现与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培养造就年轻优秀干部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实践和时间，拔苗助长无济于事。”

常晓波说：“记得刚恢复高考制度那几年，不少名牌大学开办少年班的事吗？当时媒体都把这炒作得沸沸扬扬，似乎这些少年就是天才，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神童’，究竟有几个被培养成特别拔尖的人才呢！”

余石说：“前一段时间有报道说，倒是有几个当年的‘神童’，后来心理、精神等方面都出了问题，有的不能正常地适应社会环境，有的性格、气质上存在不少缺陷，有的在事业上也表现平平。”

常晓波抬高声音说：“既然这样做有偏差，可以说是患了干部提拔急躁症，那我们为什么不纠正一下呢？”

余石苦笑了一下：“这样做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了，全省甚至全国到处都在争先恐后地在年龄上做文章，靠我们俩不但不能扭转乾坤，反而会被认为是思想不够解放呢！”

常晓波苦笑着摇摇头，想说什么，舌头卷了一下嘴皮，没有说出来。

正在这时，史毅敲门进来说：“周书记打电话来，让两位部长到他办公室，把这次要调整的干部名单再捋一遍。”

“那咱们现在就去周书记那里。”余石说着站起身，望着常晓波说：“名单确定以后，马上安排人分头考察。这次需要考察的人多，和以往一样，仍然从各单位抽调一批人秘科长出来，由部里的人带着去考察。你把做好保密工作的事再强调一下。”

常晓波点头答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