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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景川没有立刻回国。
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都会出现在项目工地外。
他不再拦我,只远远跟着。
下雨时,他将伞放在岗亭。
降温时,他送来围巾和热饮。
我一次也没有收。
后来,保安告诉他,外来人员不能继续在施工区附近逗留。
他便站到海岸对面的咖啡店里。
隔着一条街看我工作。
同事们渐渐发现了他的存在。
艾琳问我需不需要报警。
“不用。”
我看着对面那个模糊的身影。
“他很快会走。”
贺景川的签证只能短期停留。
更何况,他从来受不了寒冷,也不喜欢陌生环境。
以前我提出一起旅行,他总说工作太忙。
现在却能在一座陌生城市等上半个月。
可迟来的付出除了感动自己,没有任何意义。
项目进入关键阶段后,我每天都忙到深夜。
一次现场测试时,临时搭建的玻璃挡板被强风吹倒。
我为了避让,脚踝扭伤,被同事送进医院。
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贺景川耳中。
我醒来时,他站在病房门外。
艾琳拦着他,不肯让他进来。
贺景川隔着玻璃看见我,眼睛瞬间红了。
我让艾琳放他进来。
“宜宜,伤得严重吗?”
他快步走到病床前,却不敢碰我。
“医生说只是扭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