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成员单位,还邀请了部委领导、行业协会和多位国医大师。
会上正式发布了首批五个药材品种的全程溯源技术规范,以及三个中成药的新版质量标准。
一位受邀与会的国医大师在发言时感慨:“老祖宗的东西是好,但不能总躺在故纸堆里。用现代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把质量管起来,这条路子走对了。不能让外面的学生,反过来卡住我们老师的脖子啊。”
许大茂坐在台下,听着这些话,他想起何雨柱关于中医现状的忧虑。
会后,他专门去拜访了几位年事已高、但仍在坚持带徒授业的名老中医。
听着他们讲述如今中医院校教育重理论轻实践、年轻医生难以接触领悟传统诊法的困境,许大茂意识到,这或许是比中药标准化更棘手的问题。药材是基础,但真正让中医药活着的,是“人”,是那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医理和经验。
他回到办事处,在新的工作计划草案上,郑重地添上了一项:“筹备‘名医经验传承与青年中医培养’计划可行性调研。”
许大茂回到四九城,带着初步成型的“中医药联盟”成果向何雨柱汇报,却也带来了更深层的忧虑。
“哥,药材和成药这块,总算撬开点缝了。可中医本身…难处更大。”许大茂揉着太阳穴,“我拜访了几位老先生,情况不乐观。”
“说说。”何雨柱给他倒了杯浓茶。
“首先是传承。老一套的师带徒,现在行不通了。学校里的学生,光学理论,摸不到脉,认不全药。毕了业进了医院,还得从头学。可有多少老师傅有时间、有精力、还愿意倾囊相授?好些绝活,眼看就要带进棺材了。”
“其次是资格。”许大茂叹了口气,“现在行医讲究学历、考试。可有些民间大夫,祖传的手艺,治好了不知多少人,就因为没有那张纸,成了‘非法行医’。前阵子西南有个老先生,家里几代治骨伤的,被举报了,差点进去。反而是些半吊子,靠着关系混个证,开药方子胆子比谁都大。”
何雨柱沉默地听着,手指敲着桌面。这些问题,他并非全然不知,但经许大茂具体说出来,显得更为尖锐。
“你有什么想法?”
“我想试着推动一下‘师承教育’的认证。”许大茂道,“让那些跟师学习多年的,也能有个正式的名分,至少别被打成非法的。另外,能不能跟几所中医药大学合作,搞个‘临床传承班’,请老大夫进去带学生,实实在在教点东西。”
“阻力不会小。”何雨柱沉吟道,“动了别人的蛋糕了。”
“我知道。”许大茂点头,“肯定有人跳出来。什么‘标准不能降低’啦,‘医疗安全’啦,帽子扣得大着呢。”
果然,当许大茂开始通过关系,试探性地提出“师承人员考核认定”以及“名医临床带教项目”的构想时,反对的声音很快就来了。
最先发难的是一位姓王的教授,在某次行业内部的座谈会上,他拿着稿子,义正词严:
“中医药的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现在提出什么师承认证,这是开倒车!是要把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和执业资格制度搞乱!那些没有经过系统科学教育的人,怎么能保证医疗质量?出了问题谁负责?”
他的话引来一些附和。另一位负责医师资格考试的官员也委婉表示:“现行的考试制度是公平的尺子。如果为少数人开口子,如何体现公平?又如何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这些声音通过媒体和一些内部简报扩散开来,给许大茂推动的事情蒙上了一层阴影。
许大茂没急着反驳。他让手下收集资料,发现这位王教授本人发表的论文多是综述类,临床成果寥寥,倒是牵头制定了不少“指南”和“标准”,门生故旧遍布相关领域。
“哥,看见没?这就是块拦路石。”许大茂把材料递给何雨柱。
何雨柱翻看着,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屁股决定脑袋。他那个位置,当然希望所有人都按他定的规矩来。”
“怎么办?跟他打嘴仗没意思,也打不赢。”
“不用打嘴仗。”何雨柱放下材料,“找个机会,让他自己露怯就行。”
机会很快来了。一次由部委牵头组织的中医药发展研讨会上,王教授再次高谈阔论,强调“标准化”的重要性,并以其牵头制定的《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南》为例,说明规范是如何重要。
会议安排有提问环节。许大茂安排的一位年轻学者——实则是联盟内一位功底扎实、思维敏捷的博士——站了起来,语气谦逊地提问:
“王教授,非常感谢您的精彩报告。我仔细学习了您牵头制定的《指南》,其中关于‘XX症候群’的成药推荐,提到了A、B、C三种药物。我想请教一下,根据古籍记载和现代药理研究,D药在此症的应用历史悠久,且证据等级并不低,为何《指南》中未予收录?是基于怎样的考量?是临床疗效数据不足,还是安全性证据有问题?”
王教授显然没料到会有如此具体且切中要害的提问,愣了一下,扶了扶眼镜,开始泛泛地谈“指南制定过程的严谨性”、“专家共识”以及“需要更多循证医学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