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和收入数字一样吗?”范怀五反问道。
“我们就是根据县上下达的指标收缴的。”杨彪解释说。
“那你们的支出是多少呢?”
杨彪扭头和坐在旁边的镇长田有满小声耳语了一阵,回答说:“支出一共是510万元。支出部分主要是教师工资,大概要占70%左右。”
范怀五拿出计算器敲了几下,之后说:“支出比收入多出了160万元,你们怎么解决这160万元的缺口的?”
杨彪说:“剩下的我们千方百计自筹,实在筹集不起来,也就只能欠账了。我们历年的欠账加起来还有300多万元呢!”
范怀五说:“缺口的资金,你们究竟是怎么自筹的呢?”
“这个嘛,”杨彪吞吞吐吐地说,“有时候贷款,有时候也借钱,不过,大多数时候欠账。”
“哦,”范怀五盯着杨彪看了看,“能不能看一下你们的账本?”
杨彪脸上现出为难的神色:“会计这两天不在家,账本取不出来。”
范怀五望着尹全伟笑了笑,没有坚持要账本。
调查组的吴科长这时问道:“我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不折不扣地按照国务院制定的农业税、牧业税和农林特产税征收办法,究竟能不能有350万元的财政收入呢?请你实实在在地回答我。”
“这个,这个,嗯……”杨彪脸上现出为难的神色,他望了望坐在斜对面的尹全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这时,尹全伟从沉思中抬起头,很严肃地替杨彪回答道:“实事求是地讲,如果真正按照国务院制定的办法征收,在高坡镇无论如何是征收不到350万元的。不但高坡镇征收不起来,全县大多数乡镇也征收不起来,因为很多贫困乡镇,根本没有足够的财源,也就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范怀五笑着说:“这么说,县上给乡镇下达的任务太重了啊?”
尹全伟说:“一样啊,市上给我们县下达的税收任务每年是一个亿,而我们的实际财力,恐怕连7000万元都达不到。咱们县工业方面的税源,也就煤业集团真正有一点,每年达到4000万左右,大多数税收任务都要靠乡镇来完成。如果我们不给乡镇压任务,就没有办法完成市上给我们下达的任务。”
县纪委书记唐鑫插嘴说:“咱们长河县,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一个农业县,工业底子薄,三产也没有形成规模,税收也就只能主要靠农业这一块了。”
尹全伟咳嗽了一声,抬起头目光盯着天花板,缓缓地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包产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实际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因而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但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农业增长速度放慢和生产资料成本的不断增加,许多地方的农民收入不仅没有多大的实际增长,甚至收入还在相对减少。除了经济作物还可以有利可图之外,粮食生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了赔钱生意,所谓增产不增收的矛盾日益突出。农业税源没有完全培植起来,收缴税费也成了目前农村工作的一大难点……”
范怀五插话:“这是不是农民负担过重的深层次原因呢?”
“对!”尹全伟应答着,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继续缓缓地说道:“尽管农民的实际收入没有大幅度增长,农村的税源也没有大幅度增加,但是,由市、县层层分解、下达到乡镇的财税任务却年年在加大。而且。从财税体制来说,现在是县乡财政分灶吃饭,乡镇支出实行包干,这种局面致使一些乡镇有限的税源,不能满足费用支出不断增长的需要。现在好多乡镇都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保吃饭、保工资,缓解财政矛盾,就要加大数额向农民征收各种税费,由此导致与农民发生冲突。作为县上来说,也常常陷入两难境地,年初或年中总是要召开减轻农民负担方面的专门会议,大讲特讲防止农民负担过重对于农村稳定的重大意义,但是一到年终税费收缴任务紧迫的时候,就只能一个劲地催促基层尽早足额完成征收任务了,而恶性事件常常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尹书记讲的这些问题,在咱们县是不是也存在呢?”老宋问道。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问题,并非只有长河县才是这样的。”尹全伟扭头望了老宋一眼,回过头继续说,“经常看到报纸上这样讲,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乡镇zhengfu不顾政策禁令搞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造成的,上面有些领导也这样讲。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原因是,乡镇财源严重不足、财税体制不顺,从根本上来说造成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达到多收费的目的,一些乡镇便过高估算或人为加大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额,不得不增加‘三提五统’的征收数额,加上个别基层干部在收缴这税费过程中作风粗暴,不讲策略,结果便引发了恶性事件。据说,中央明年要在农业税政策方面有大动作,我们期待着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尹全伟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范怀五有很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知道尹全伟讲的都是实话,观点基本上也是对的,分析也有一定的深度。但是开这个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分析财税体制方面的缺陷,而是要检讨乡镇干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对这次恶性事件的处理形成初步意见。
于是,范怀五说,前面尹书记的讲话,主要揭示了发生恶性事件客观方面的原因,下面请大家再从主观上找一找导致这次恶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提高思想认识。
镇长田有满首先发了言。他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情十分沉痛,感到自己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和期望。这两天我回想了一下,觉得许多乡镇干部,包括我这个当镇长的,在工作中感到十分迷惘。按照乡镇党委、zhengfu的职能,我们的工作任务,主要是组织、帮助、服务农民发展农村经济,带领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致富奔小康,确保农村社会的稳定。但是现在呢,为了解决工资保吃饭,完成上面下达的税费收缴任务,有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中心工作,而代替税务和工商部门,充当税费征收员。现在乡镇干部常年的工作,变成催粮要款、刮宫引产了,而这是目前农村工作中最难的两样事。对此我思考了很久,也想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把工作保质保量地做好,又不会和农民发生冲突。现在我们镇发生了恶性事件,作为镇长,说啥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听从组织的处分,请领导们对我做出严厉的批评,我虚心接受!”
田有满发完言,一直低头坐在角落里的焦大鹏,喉咙里咕地响了一声。事情出在他所带领的小组中,无论如何他都是主要责任人,因而他心里压力很大。他想检讨自己的错误,但是由于情绪过于紧张,嘴张了几张,却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到最后只剩下呜呜地哭了。范怀五看他实在发不成言,就示意他坐下。
等其他人发过言后,杨彪抬起头看了看大家,觉得还需再说些什么,于是便心情沉重地说:“我们镇这次发生这样严重的恶性事件,作为镇党委书记,我本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里我先向市纪委调查组,也向县委和尹书记作一个初步的检讨,并向刘爱国的家属表示沉痛的歉意。”他停顿了一下,站起身朝四周弯了弯腰,之后又坐下来,声音低缓地说,“我本人在乡镇工作有十几年了,深深地感觉到农村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稍不留心就会酿成大错,不但使我们的工作陷入很大的被动,而且还会损害党和zhengfu的形象。这次发生为收缴税费而导致的恶性事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充分暴露了我镇干部在思想、作风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给我们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我本人应该做出全面的反省,愿意接受组织给我的任何处分,也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切实做好善后工作……”
座谈会开了两个多小时,能发言的人都发了言。县上、镇上、村上的相关的领导和干部们,基本上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检讨。之后,范怀五代表市纪委调查组讲了话。他说,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相关人员剖析了工作作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挖掘了引发这次事件的深刻的原因,应该说座谈会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尽管有许多客观因素,但毕竟还是发生了因干部作风粗暴而造成农民死亡的恶性事件,为了给群众一个应有的交代,也为了严肃党纪政纪,必须对有关当事人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同时也要做好死者家属的抚慰工作,把造成的恶劣影响降到最低点……
调查组和县上领导,一起离开高坡镇榆树湾村回到县上。经过反复和长河县县委、县zhengfu领导们讨论研究,又与市纪委书记罗羽飞、副书记钟朝录等领导们交换意见,第三天,市纪委调查组与长河县县委共同作出处理决定。鉴于刘爱国事件已经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决定给予直接责任人贺飞开除党籍的处分,撤销其高坡镇武装部长的职务,建议行政开除其公职;给予负有重大责任的副镇长焦大鹏党内和行政记大过处分,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降职为一般干部;给予负有重大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杨彪和镇长田有满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杨彪镇党委书记职务,建议市委撤销其作为长河县zhengfu副县长候选人的提名,调离高坡镇另行安排工作;给予榆树湾村党支部书记蒋志贵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对其他几个有关的工作人员,也都相应地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纪律处分。